中美AI格局逆转：文化惯性与科技地缘政治的真相

摘要： 引言：當科技地緣政治的直覺被現實反噬Vitalik的觀察：被誤判的中國與美國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性地認為，在全球科技舞台上，中國的角色是高度管控與封閉的，而美國則代表著開放與創...

引言：當科技地緣政治的直覺被現實反噬

Vitalik的觀察：被誤判的中國與美國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性地認為，在全球科技舞台上，中國的角色是高度管控與封閉的，而美國則代表著開放與創新的燈塔。這種刻板印象深深植根於我們的認知之中，彷彿已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真理。然而，Vitalik Buterin 近期的文章卻如同平地一聲雷，狠狠地敲醒了我們：或許，我們一直以來的判斷都錯了。

Vitalik 的核心觀點直指，如果時間倒回至2020年，當你預言五年後美國將在開源AI領域獨領風騷，而中國則在封閉AI領域稱霸時，人們很可能會把你當成一個異想天開的瘋子。畢竟，在傳統觀念裡，美國的科技公司向來更偏愛開放原始碼模式，而中國則更傾向於構建“圍牆花園”。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現實卻給了我們一記響亮的耳光：我們涇渭分明的預期，竟然完全顛倒了過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新自由主義的幻影：監管之手的悄然收緊

反思“去監管化”神話：數據背後的真相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經常聽到“新自由主義”這個詞，它似乎被描繪成一種推崇“去監管化”的萬能藥。然而，每當我仔細觀察周圍的世界，總會感到一種揮之不去的困惑：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深度新自由主義社會”，為何監管的觸角反而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無孔不入？

表象與實質：新自由主義口號下的監管擴張

從數據上來看，美國聯邦法規的總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持續攀升。形形色色的監管措施，例如無處不在的KYC（客戶身份驗證）要求、日益嚴苛的版權法規、以及機場安檢的層層關卡，都在不斷蠶食著我們的自由。更令人玩味的是，自二戰以來，美國聯邦稅收佔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這似乎與“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減稅理念背道而馳。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或許，“新自由主義”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一個被用來掩蓋監管擴張的幌子。儘管有部分人確實為“去監管化”搖旗吶喊，但政府的實際行動卻與之背道而馳。我們生活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口號下，卻遭受著日益收緊的監管之手的束縛。這種表裡不一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入反思。

“文化年輪模型”：解讀中美AI格局逆轉的底層邏輯

直覺的崩塌：誰更開放？誰更封閉？

當我們試圖理解中美兩國在AI領域的迥異發展軌跡時，往往會陷入一種先入為主的窠臼。長期以來，美國被視為科技創新的搖籃，其開放、自由的文化氛圍孕育了無數顛覆性技術。反觀中國，則常被貼上“管控”、“封閉”的標籤，似乎與開源精神格格不入。然而，現實卻無情地嘲弄了我們的直覺：在AI這場新興的科技競賽中，美國似乎正在向閉源靠攏，而中國卻意外地擁抱了開源。

模型核心：文化慣性如何塑造科技發展

Vitalik 提出的“文化年輪模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用以解讀這種令人費解的現象。這個模型的精髓在於，它強調了文化慣性在塑造科技發展方向上的重要作用。簡單來說，一個社會對待新事物的態度，往往取決於該事物出現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激勵機制；而對於已經存在的事物，則更多地受到維持現狀的慣性所驅動。

年輪效應：新觀念的固化與歷史的烙印

每個時代都會在文化這棵大樹上留下獨特的“年輪”，這些年輪記錄著當時社會對新興事物的觀念和態度。一旦這些觀念形成，便會像樹木的年輪一樣，逐漸固化、變得難以改變。隨後，新的年輪會在此基礎上疊加，進一步塑造社會對下一波新興事物的反應。這種文化慣性就像一股無形的力量，引導著科技發展的方向，左右著國家的政策選擇。

從互聯網到AI：文化慣性如何引導技術監管的走向

互聯網的遺產：自由開放的基因如何傳承

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歷過一段“去監管化”的浪潮，那段時期孕育了自由、開放的互聯網精神。這種精神就像深深烙印在文化年輪上的印記，即便進入21世紀，監管之風日盛，互聯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最初的基因。這種慣性是如此強大，以至於美國，乃至整個受其影響的全球互聯網環境，長期以來都享受著相對自由開放的網絡空間。

財政的紅線：難以撼動的歷史慣性

稅收政策的制定，往往受到政府預算需求的剛性約束。而政府預算的很大一部分，又被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等民生項目所佔據。從這個意義上講，財政支出的“紅線”早在數十年前就已劃定，並像年輪一樣被牢牢固化，難以撼動。無論政府如何更迭，都很難對既定的財政結構做出顛覆性的改變。

風險的雙重標準：新興科技為何總被過度警惕

有趣的是，社會對待新興科技的態度，往往比對待傳統風險活動（例如極限登山）更加謹慎和警惕，即便後者的死亡率可能遠高於前者。這種現象同樣可以用“文化年輪模型”來解釋：極限登山運動擁有數百年的歷史，其對應的文化態度早在社會整體風險容忍度較高的時期就已形成，並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固化，成為社會觀念的一部分，難以撼動。而新興科技，由於其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更容易引發社會的焦慮和恐慌，從而招致更嚴厲的監管。

社交媒體的十字路口：互聯網與新現象的博弈

社交媒體在2010年代的崛起，使其處於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它被視為互聯網整體的一部分，承載著互聯網的基因；另一方面，它又被視為一種獨特的新現象，需要單獨的監管框架。因此，我們看到，針對社交媒體的限制性措施不斷湧現，但這些措施通常不會直接延伸至早期互聯網形成的領域。例如，儘管互聯網的整體管控趨勢正在增強，但我們並未看到對於未經授權的文件共享行為有顯著更為嚴格的打擊措施。

AI的策略性開放：中國的“商品化互補品”戰略

當人工智能在2020年代走向成熟時，美國已經率先佔據了領先地位，而中國則扮演著追趕者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而言，採取一種“商品化競爭對手的優勢互補品”（Commoditize The Complement）的策略，無疑是明智之舉。具體而言，中國可以通過擁抱開源，降低AI技術的門檻，加速其普及，從而削弱美國的領先優勢。這種策略與眾多開發者群體中日益增長的開源偏好不謀而合，從而推動中國形成了一種對開源AI非常友好的環境。然而，這種開放性具有高度的針對性，僅限於人工智能領域；而在更早形成的其他技術領域，依然廣泛存在封閉性和“圍牆花園”的特徵。

種下新的樹木：創新才是打破僵局的鑰匙

改變觀念的困境：為何創新比改革更有效

“文化年輪模型”給我們帶來一個深刻的啟示：一旦某種事物存在了足夠長的時間，並且圍繞它的文化觀念已經固化，試圖直接改變這些觀念將會異常困難。就像試圖改變一棵參天古樹的生長方向，往往事倍功半。相反，更有效的方式是另闢蹊徑，創造新的行為模式，讓這些新模式在競爭中逐漸取代舊模式。与其費盡心思地改造舊體系，不如著眼於創造新事物，並在這些新事物形成的初期，就建立起良好的規範與文化基礎。

Web3的潛力：重塑技術與文化的獨立空間

這種轉變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開發新的技術是一種途徑，例如區塊鏈技術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構建去中心化應用程序的新方法。此外，通過互聯網（無論是線上社群還是實體社群）來實驗新的社會規範，也是一種有效的策略。我們可以在這些新的社群中，嘗試不同的治理模式、經濟激勵機制，以及價值觀念，從而為未來的社會發展探索新的可能性。

告別舊樹：在加密世界裡播撒新希望

加密貨幣和Web3領域之所以對我具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正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獨立的技術與文化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我們可以擺脫既有的“現狀偏見”的束縛，自由地探索和嘗試新事物。我們無需再費力地去修剪那些陳年舊樹，而是可以通過種植和培育新的樹種，為這片森林注入新的生命力，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Web3不僅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場文化實驗，一場關於如何構建更自由、更開放、更公平的社會的探索。